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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和团中的女人战阵威力最大竟会是寡妇兵

2020-02-15 18:06:15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义和团中的女人战阵:威力最大竟会是寡妇兵

从来男人就离不开女人,连捉对厮杀的赳赳武夫也不例外。抡起膀子耍大刀的义和团拳民,无论是在传说的“神话”还是在现实的操作中,都跟女人有某些扯不清的干系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,义和团其实挺忌讳跟女人有什么瓜葛的。按说他们都是零件齐全而且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男人,理应于男女之事有所想法,但是他们什么都没干过;在村里的时候,于庄稼妞秋毫无犯,进了城也依然保持“革命本色”,就连对他们为之深恶痛绝的洋人和教民,也没有过这方面的“战绩”。义和团是用法术包装起来的农民武装,按他们自己的说法,如果沾了女人,不惟法术失灵,还会遭到天谴因而大祸临头。因此虽然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,他们也能规规矩矩的。不过,糟就糟在虽然义和团一女不染,但他们的死对头洋人和洋教却邪门得厉害,专门喜欢用另一种法术来破义和团的功夫,这种邪门的法术又往往与不穿衣服的女人和女人的生殖器有关,于是义和团的队伍里就有了“红灯照”、“黑灯照”以及“沙锅照”。红灯照是由年轻的女孩子组成的,黑灯照据说是由结过婚的妇女组成的,而沙锅照最神了,由寡妇们组成,据说威力最大,什么邪的都不怕。

从现有的资料来看,似乎还没有发现红灯照们直接参加战斗的事情,在这方面,她们显然没有据说是以她们为榜样的女红卫兵们神勇。也没听说过义和团让自己这边的女人在阵前脱下裤子,让敌人的大炮哑火(这是见于鲁迅的保姆阿长所述的太平天国事迹)。见于记载的跟战争有关的,只是说红灯照有一种特殊的本领,可以扇着扇子飞起来,一直飞到外国去到敌人后方捣乱,比如在人家的首都放火什么的。在更多的情况下,似乎只要红灯照黑灯照们存在就可以了,与义和团有关的女人们只要坐在家里,不梳头不洗脸连裹脚布也不洗就可以让洋鬼子的脑袋落地。义和团中最了不起的女人要算是“黄莲圣母”(类似的圣母还有一些),现在许多作家甚至学者都将她看成红灯照的首领,其实簇拥此“母”的,基本上都是大男人,她不是任何组织的头,只能算是义和团里活的神仙--男人女人共同的神仙。时人经常看见一千轿夫用八抬大轿抬着她招摇过市,几队手持洋枪的拳民排开仪仗--威风得紧,在当时连头品顶戴的直隶总督裕禄见她都得诚惶诚恐地下跪。

据说她有本事身体不动而元神出窍就将洋人大炮上的螺丝拧下来,好让这些大炮全成废物,为此她经常会向人们展示一小包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螺丝钉。威风而且本领高强的黄莲圣母出身却有些暧昧,据现有的史料,此人原名林黑儿,一向在天津卫操着神女生涯,而且不属于地位高的那种,只能在船上混混。

当然,造反不在乎出身低,在这种农民起来闹事的时候,越 是卑贱者也许越是有出人头地的可能。然而,义和团的拳民们将

林黑儿捧上了天,并不是因为她的“苦大仇深”,而恰恰由于她的女性身份和低贱污秽的地位。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在它的原始时

代大概都有过女性和女性生殖崇拜的现象,人们对于女性的生殖力量感到不解和迷惑,于是一种夹杂着恐惧的崇拜心理很容易生成。中国人当然也不例外,即使在进入长期的文明时期以后,依然存有这种心理的残留,一遇到危机就会以各种形式显露出来。想象洋人使用女性法术和自己拉起红灯照队伍,进而供起若干圣母,实际上是一种以神秘对神秘,“以毒攻毒”的战略

,既然义和团认为洋人在每门大炮上配了一位裸体女人,那么他们自己拉出个做过皮肉生意的林黑儿来抵敌,自然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

在义和团运动中闪亮登场的女人们,虽然风光了一阵,但并没有真的就此提升了自己的地位。那些将农民战争与妇女解放相联系的人们,如果想到了这一层,脸会不会发热?

义和团生财之道:靠抢劫发财 杀洋人能领赏钱

这个世界上的问题,不敢说全部,至少绝大多数的问题,从本质上而言,不外是经济问题,或隐,或现。义和团打着“扶清灭洋”的旗号,当中也许含有仇恨西洋人的情感,但是,从史料上来看,从义和团在这场运动中的种种实际作为来看,不难看出:义和团造反的许多参与者,在内心深处,有着他们强烈的“经济诉求”。

举个例子。我们首先来看看1899年义和团早期和洋教士打架,摆出的谈和条件是什么:

1899年冬,义和团围攻河北省景县宋门镇洋教堂。清朝的地方官害怕在自己的辖区惹出事来、影响自己的乌纱帽,急急忙忙派人过来劝说解围。当时的洋神父,中文名字叫做“任德芬”(Léon-Ignace

Mangin)。义和团对任德芬,提出了和洋教堂和解的三个条件如下:

第一个条件:洋教士要宴请义和团;

第二个条件:洋教士要请义和团看戏;

第三个条件:洋教士要到义和团的神坛来叩头。

可见,义和团的第一、第二个诉求,都是经济诉求:要吃饭,要看戏。吃喝玩乐。这是农村屌丝青年最常见的经济诉求。

我们再来看看,义和团两位知名首领的出身。

首领一:曹福田。清兵出身。退伍之后,找不到工作,待业青年。

首领二:张德成。船夫出身。外国人的客运轮船把他的生意抢走了,他因而失业。这很可能是张德成仇恨洋人的主要原因。

可见,义和团的两位知名领袖,都是“失业青年”的背景。我们再来看看,其中的张德成,最终是怎么死的,这也许很能说明问题。

天津城被八国联军攻破之后,张德成逃到“王家口”这个地方,并对当地一个姓王的盐商进行勒索。那姓王的盐商不甘心被勒索,纠集了村民,大家一起动手,抓捕了张德成,并将张德成杀死了。

义和团的这位重量级首领,不是死于洋人之手,而是死于中国的一位富人之手,而导致杀身之祸的,正是张德成的勒索行为。

下面,我再举一个例子,看看义和团抓到了基督教的女信徒,是用来干什么的。

1900年农历五月初五日,河北省霸州县,在义和团的攻击之下,“圣若瑟会”的洋修女,带着二十二名女孤儿,逃亡到固安县地界,被义和团发现、并抓住了。义和团在各个农村贴上广告,称:“我们抓到二十二名黄花闺女,哪家儿子缺媳妇的,过来赏个香油钱,就可以领一个回家去!”

答案很清楚:义和团抓到修女之后,是将她们用来出售、牟利。

也许有人会说:义和团抓到洋人,很多情况下是直接杀死,而不是抢劫钱财。但是事实上,义和团杀洋人,清是有奖励的。。清向十一国宣战之后,北京的街头贴出了悬赏杀洋人的官方告示:

“杀一洋鬼,赏银50两。杀一洋妇,赏银40两。杀一洋童,赏银30两。”

这下,各位知道义和团为什么杀洋人下手狠了吧。有奖金的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堂而皇之记录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种种劣行的,并不是外国人的文字,而是清的官方文字。其中,在“庚子国变”中对慈禧太后“护驾”有功的怀来县县令吴永,在其所著的《庚子西狩丛谈》里,白纸黑字地对义和团的出身和性质,下了这样的定义:“拳匪多属市井无赖,及被胁诱之乡里农民”。

而史料《西巡回銮始末》,则以多处笔墨,记载了义和团抢劫财物的事实,笔者摘录两则如下:

《西巡回銮始末:辽阳拳匪滋事记》记载:“初五日,副都统晋昌亲率兵拳攻打沈阳各教堂,杀害西士数人,教民数百,抢劫洋货店十余家,挥刀切齿,举国若狂”。

这里的文字记录得很明白:清军将领晋昌所率领的这批义和团和清兵,在杀死西洋传教士之后,接下来所做的事情,就是抢劫“洋货店”,而当时的“洋货店”是谁开的?是中国人开的。

以下是第二则:《西巡回銮始末:东抚袁慰帅剿匪记》记载:

“有拳匪头目王玉振者,因与清和某村有仇,特借此纠集其党和尚徐福,及朱西公,朱士和,陈光训,邢殿五等各率党数百人,于庚子二月初九日窜入茌平,博平,司家营一带,扰犯清平县境之许庄,掳人勒赎。清平令梅汝鼎率勇役等追捕,而匪已窜入高唐之袁王庄。十一日旁晚,又窜入夏津之师提庄,肆行抢掠”。

这一则史料,也很清楚地记载了:义和团在山东省清平县,依靠的是抢劫和勒索起家,抢了“许庄”,又抢“师提庄”。总之,四处劫掠。

义和团事发在北京当年,国子监的官员罗惇曧,在其所著的《庚子国变记》里面,也写下了这样的忆述:

“董军、武卫军与拳匪混合,恣意劫掠。贝子溥伦,大学士孙家鼐、徐桐,尚书陈学荼,阁学贻谷,副都御史曾广銮,太常陈邦瑞,皆被掠,仅以身免。徐桐、贻谷,皆附和拳匪,亦不免也。溥伦翟基告荣禄,荣禄不能制。民居市廛,数里焚掠一空”。

可见,身为中央官员的罗惇曧,也毫不含糊地写下了义和团和清兵狼狈为奸,打着“扶清灭洋”的旗号、实际上干的却是抢劫清高官的事情,在罗惇曧的笔下,有以下的清廷高官,都遭到了义和团的抄家和洗劫:

1、贝子溥伦;

2、大学士孙家鼐;

3、大学士徐桐;

4、尚书陈学荼;

5、阁学贻谷;

6、副都御史曾广銮;

7、太常陈邦瑞。

这还不算,义和团还将延绵几里地的北京民居,洗劫一空,而且还放火烧屋,夷为平地。

其中,甘军(清军的一支部队)士兵伙同义和团,闯进大学士、礼部尚书孙家鼐的家中,实施抢劫,将孙家鼐的儿子,除了一件短袖衣服之外,全部剥光。兵匪们还用步枪,顶着孙家鼐的腰部,逼迫他交出金银首饰。孙家鼐为了活命,只好把家中的珠宝首饰,全都交了出来。

当年在刑部,还有一位官员名叫“李希圣”的,也写了一篇同名的资料《庚子国变记》,在这册资料中,李希圣还记录了清廷高官那桐、许景澄也遭到义和团抢劫的事实:

“是曰,遣那桐、许景澄往杨村,说敌兵,令无入。遇拳匪劫之,景澄几死”。

这一类的历史资料,实在是列举不尽。总之,史料已经很清楚地记录着:打着“扶清灭洋”旗号的义和团,不但抢劫洋人,而且还抢劫大清国的老百姓,而更荒唐的是:义和团连清的高官,也是照抢不误。

这些,都是在“扶清”的旗号下所做的事情。

亲历了义和团运动的日本人植松良三,也写下了同样的记载:当年,义和团的团员,大多来自于农村,见识不广,他们之中许多人,没有见过“金”和“铜”。在当时的天津城里面,有一家和英国太古公司有生意来往的商店,名叫“联茂号”。义和团以“勾结洋人”为罪名,将“联茂号”洗劫一空。当时,“联茂号”的墙上镶嵌着许多铜牌,铜光闪闪,义和团没有见过铜,以为那是金子,于是,他们将这些铜牌全部掀了下来、据为己有。

打着爱国的旗号闹事,火中取栗,抢劫发财,这种事情被民间一些流氓地痞看在眼里,他们也眼红了,觉得当义和团有利可图,于是,京津一带,象雨后春笋一般,冒出了许多假冒的义和团,并且引来了义和团首领之一的张德成的查处。

根据史料《天津一月记》的记载,义和团首领之一的张德成,曾经说过这样的话:“天津假团太多,我特来查拿。”

例如,在当时的河北易州,有一个名叫“张玉山”的人,假冒义和团、敲诈紫荆关的富户张芝华。

除此之外,还有许多平民百姓,化装成义和团、“公”报私仇、趁乱杀死自己的仇人。

甚至,清军士兵也有穿上义和团的衣服、假冒义和团、参与抢劫老百姓的财产。

为什么造反?答案往往不在于口号,而在于实际上干了些什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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